史部。编年类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出于晋世，自唐孔颖达斥为不经，今所存者，又为明人窜乱，已非原奉，然三代佚事，多有类此存者，足以补经传之阙。如帝启十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武观以西河畔，足证《左传》夏有觊扈《国语》启有五观之文。（自韦昭郦道元以五观为即五子之歌所云太康弟者，国朝阎氏若璩惠氏栋力主其说。而以今听传无子之歌，其文与事不合，乃出自古文尚书，为晋人伪撰。孙氏星衍亦以五子即五观乃一人，而又谓之者，往也。歌戈过古字通，乃夏侯国名，其后为浞浇所据。五子之歌，乃启命五观往封于歌之文，犹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类也。王氏鸣盛又以为竹书及逸周书，皆言启命彭伯寿征武观，武观来归，盖其后又道太康以荒淫，遂致失国。则五子之歌，必是史臣记五子淫乐致广之事。而皆云五武字同。五子之为武观，确然无疑。愚按诸说虽皆有本，然未免逞新立异；必云古文尚书为伪托，亦未敢尽信。盖五观是一人，乃启之奸子；五子又别是五人，则皆太康母弟也。五观亦称五子，见逸周书尝麦篇，盖观是国号，武是名，以音近而为五，故亦曰五子。若作歌之五子。乃是五人，皆贤者也。孙氏历引歌戈过三字之通者，然即其说亦当云五子之命，不当云五子之歌也。王氏尤是想当然语，书百篇无专记荒唐者，故皆未敢信。）盘庚元年，自奄迁于殷，足以证《书盘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之文。（汤迁亳，仲丁迁嚣。河直甲迁相，祖乙迁耿及奄，为五邦。马融注数商邱而不及奄者，乃未见竹书之文。书序明言祖乙圮于耿，则更迁于奄无疑。郑康成谓祖乙去相去耿，而国为水所毁，修德以御之，不复陡，亦是未见竹书而为此想当然语。祖乙初迁己圮矣，至盘庚更历七主一百二十五年而始迁都，岂祖乙以下世能修德乎？若追数商邱，则汤自商邱迁毫时，尚为诸侯。盘庚所云五邦，自皆指王畿而言，不当复及侯国事，否则自契至于成汤凡八迁，何不并数之而云十二邦耶？至孔传以为并设言之，则更无此文义矣。况殷即系亳故都之地。亦不得云五邦也。）幽王十一年，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号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平王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足证《左传》携王奸命诸侯替之之文。此皆三代兴废之大，其事具有本原，不可伪造，安得以不经斥之。若其事之荒唐，为后人口实者，如舜囚尧，伊尹自立，太甲杀伊尹等，最为害理。沈约谓后人窜入，非汲冢本文。国朝徐氏文靖雷氏学淇曾辨之矣。周以前之史，《尚书》、《春秋》外惟此仅存，良可宝贵，今日偶记及，因论之如此。（雷氏字瞻叔，号竹卿，顺天通州人，嘉庆甲戊进士。贵州知县。著有古经考、天象考异、世本注、夏小正疏、韵辨、亦嚣嚣斋经谊考诸书。余有其所注竹书纪年，甚博辨。雷兄弟十人，七登甲乙科。父蹲，以乙科放知县。著有古经服纬考，亦行世。）

　　咸丰庚申（一八六○）五月二十七日

　　△竹书纪年集证（清陈逢衡）

　　阅陈穆堂《竹书纪年集证》共五十卷，其书援证颇博，用力甚勤，而好为议论，不脱学究习气。盖《纪年》一书，显由晋人讹撰，而今所传者，又为南宋以后人补缀增窜，乃伪中之伪。惟其间出晋人，尔时古书多在，故存疑存信，十疵一醇，往往足以取证经史，亦为孜古者所不废。陈氏胪列自来为是学者胡应麟杨慎孙之騄徐文靖郑环张宗泰陈诗赵绍祖韩怡洪颐煊十家，又博采众籍，而于金氏《纲目前编》罗氏《路史》马氏《绎史》梁氏《史记志疑》四书，所取独多。其拘牵书法，肛测古事，亦与梁氏之失同。又垃时通州雷氏学淇最精此学，陈氏盖犹未见其书，故无采者。要而论之，徐《笺》最简絮，雷校颇综窍，皆陈氏所未逮：而详瞻则胜于二家，足以鼎足立矣。陈氏名逢衡，字履长，江都人。所著尚有《隋书经籍志孜证》。

　　同治庚午（一八七○）正月初九日

　　△竹书纪年统笺（清徐文靖）

　　阅徐位山先生（文靖）《竹书纪年统笺》。此书乃先生八十二岁时所作，援据精博，营萃经史，真必传作也。然其中不能无疑者。如夏太康即位居斟，畋于洛表，羿入居斟。四年陟。仲康元年即位，居斟。徐氏谓羿居斟，不自立而立仲康也。七年仲康陟，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徐氏谓相为羿所逐，失国居商邱也。帝相元年即位，居商。徐氏谓宋、商、商邱三名一地。又据《括地志》谓古商邱亦羿所封之地，是羿居斟而立仲康，又就封于商而立相也。八年寒浞杀羿。九年相居于斟灌。徐氏谓相与羿居商邱，羿既见杀，故相出居斟灌也。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邱。徐氏谓此商邱当为帝邱。盖相土作乘马，以兵车卫相，遂迁帝邱。《左传》卫遥于帝邱，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杜注相居帝邱，今濮阳是也。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浇灭斟灌。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浇弑帝。徐氏谓相居斟灌，浇灭斟灌而不弑帝者，以尚有斟在；既灭斟，遂敢于弑帝。历综诸事，前后触迕，皆不可通。

　　康既为羿所距，仲康何又与羿同居？羿既挟天子据斟矣，何又就封于商与相同居？（按此处书眉有后记：羿之距床康，必以废昏立明为名。太康在外，仲康当已为羿所立，作史者必须太康四年崩后，始书仲康元年耳。）相既为羿所逐，其时禹故都有安邑，（称冀都，郡县志今陕州夏县。）启故都有夏邑，（郡县志今颍川阳翟县，禹始封于此。竹书纪午，帝启元年即位于夏邑，归于冀都。）何乃转徒羿之封地，自陷虎狼之域？相既自斟灌徙帝邱，斟灌今山东青州寿光县，帝邱今直隶大名府开州，相距数百里，斟又在今河南府巩县，何得灭二斟之后，即能弑佣？其时商侯相土既为司马，《商颂》所称相土烈者，何又毫无表见？相土既能作乘马以卫帝，乃二斟灭而不能救，坐视帝之弑而不敢出声息，是时帝邱及商邱皆入于浞，相土复居何所？且自契为舜司徒，始封于商，故《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诗谱》曰：商者契始封之地；《国语》，元王勤商，十四世而兴。是商既为契世守之地，何得义以封羿？羿既以有穷团君入据太康之都，虽未篡大位，已代夏政，何时复封于商？要之殷周以前，书阙有间，古事茫昧，不可得知。《竹书纪年》虽云可据，然自魏安厘王时入冢，至晋太康中始出，其中朽坏断佚，已自必多。更历至今，数遭兵燹，传写脱误，试观晋郭璞注《穆天子传》、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宋董迪《广川书跋》诸书中所引，今已不全，可知非复原本。读者惟藉以孜证古事，则自多得处；若欲即其事一一疏通之，则求合反离，未有不窒碍者。以此为伪书而废之者固非，以为无一字不符合者，亦好古之过也。

　　又按《纪年》所云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邱者，当是专记相土之事，与夏后无涉。《世本》契居番，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左传》陶唐氏之火正闳伯居商邱，相土因之。则此自为纪商侯之迁。故后至帝芒三十三年，又《书》商侯迁于殷，徐氏《笺》谓当是玄冥之子子亥，是也。若夏后相之居帝邱，或当是仲慷初崩之时，羿有自立意，相为所逐，乃奔帝邱依邳侯。《竹书》仲康七年陟，世于相出居商邱。王氏应麟《地理通释》以商邱为帝邱之误者是也。次年相即位于商者，殆以是时相上能自强，故往依之，遂任相止为司马。相土以商侯辅政，故《纪年》于帝即位居商后，遂书征淮夷，三年征风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诗》所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郑《笺》谓截整齐也。相土入为王官之伯，出长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者可为明证。至八年寒浞杀羿，九年相居于斟灌者，计浞初杀羿，必务为恭顺，有请帝相还都之举，故相居斟灌以近之。时相土枋政，浞亦不敢为恶。至十五年，相土作乘马迁于商邱，商是国名，商邱是其国中之地名，皆在今归德府境。盖契始封商，而其子昭明居砥石，地虽迁而国固仍为商也，则砥石即可称商；帝相之居商，必即是砥石。至此相土迁于商邱，或是返契之故国，（契封商未知居何地，古无所考。）或是相土更迁之地，皆不可知。其后更五年，至帝相二十年，寒浞始灭戈，盖相土已卒，浞无所畏，始渐萌逆节，驯至灭二斟，弑天子，竟革夏命矣。（自相土迁商邱后，纪年不复见其名。至少康十一年，始见使商侯冥治河。冥为相土之曾孙。夫自帝相十五年壬子，至少康十一年丙辰，阅六十五年，而相土已传曾孙。为司空治河，则当羿浞时，相土已老，其卒于迁商邱后之五年中可知。冥之祖昌若，父报圉，两世皆一无表见，则相土卒后，商之微弱又可知也。）予说虽凿空，然求之《竹书》本文，其事甚明，于《诗经》、《左传》亦俱吻合，按以情理，无不曲当，考古者必有取焉。即以解《诗》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二语，亦是绝好一篇相土论，可资尚论之识。

　　咸丰庚申（一八六○）十月初八日

　　△顺宗实录（唐韩愈）

　　阅韩文公《顺宗实录》。此书世多贬议，其叙次王叔文事，形容丑状，尤非体裁。伍文之事，自范文正首开昭雪之端，国朝田氏雯、鄢氏景、何氏焯、全氏祖望、陈氏祖范、王氏鸣盛，皆力为湔洗，而王氏辨之尤至，其事已明。文公当日既徇时情，又衔私恨，故虽交契如柳州，亦直著其罪；于梦得亦然。此犹以刘柳同在谴谴，无可隐也。李景让吕温皆时之闻人，未尝在八司马之列，而必追原党始，著其幸免，是亦不可以已乎。盖文公固端人而急功名，俗儒而能文章者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七月十三日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阅《通鉴》、《晋安帝》、《恭帝纪》。《晋书》颇病芜杂，而孝武以后三秦五燕五凉迭起迭衰，纷孥这道，尤苦杂糅；《通鉴》叙之井井，不漏不烦，实非后人所能及。胡身之注地理，秩然亦为有功。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正月二十日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

　　阅《续资治通鉴长编》，近年浙中翻刻爱日精庐活字本也，此书遂有刻奉，是天壤间快事；惜局中校刊诸人无通史学者，故误字甚多。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五月十四日

　　伊川之在经筵，东坡之在翰林，皆古今第一得人之举。而当日盈廷互攻，峻言丑诋，不容一日得安其位，又皆出于一时之所谓君子，后世之推为名臣，反覆是非，阴阳消长，虽有圣人，不能定也。攻东坡者无论矣，攻伊川者如孔文仲吕陶，犹以为东坡之党也。胡宗愈亦以为亲于东坡也。吾乡顾子敦侍郎风节卓绝，亦于东坡无与矣。至王觌则攻东坡者也，而其元佑二年九月上疏，帖黄有曰：颐轼自擢用以来，皆累有台谏官论列，若使二人言行全无玷阙，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是亦不信伊川者，然犹以为诸公非讲道学者也。元城刘安世，则温公之高弟，儒林之魁杰也，而元佑三年五月一为右正言，即疏言：考功员外郎欧阳棐造请权门，不惮寒暑，与程颐毕仲游孙朴杨国宝辈交结执政子弟，参预密论，号为死党，捂绅之所共疾，清论之所不齿。十余日后再疏言：棐与程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吕公著范纯仁子弟，荐绅之间，号为五鬼。其年八月又疏言：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之门，何尝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程顺熙毕仲游杨国宝欧阳荣孙朴五人者，独被恶声。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盖人之毁誉，必皆以事考之，今众仪指此五人，可谓毁矣。然推考其迹，则人言有不诬者。（此疏独作程顺熙，或疑顺是颐之误，熙亦颐之坏字，盖一字而误分偏旁为两字也。又此处杨国宝误作贤，孙朴作孙朴，然其下又云：程顺熙先以罪去。殊不可解。）其丑诋一至于此。伊川不待言，即欧阳叔弼为文忠之子，文行素著，东坡荐其史才，请以自代；乃以考功员外郎改著作郎实录院检讨官，非越分也，而元城力攻之，乃改集贤校理权判登闻鼓院，又以为不当用为馆职，乃复改职方员外郎，则较其考功原官班次在下，而又谓除目既传，中外骇愕。呜呼，此何说也？忠定于温公门下为第一人，当时所号为殿上虎者，而所攻击者如是。人之多言，亦可畏哉。

　　七月十四日

　　阅《长编》、《哲宗纪》及《宋史》。《宋史》是非多不公，如元绛许将皆贤者；吾乡陆农师经学大师，进退粹然，而以其尝从荆公游，遂与吴居厚温益等同传。且言陆与曾布比，不知布固非贤者，其在绍圣后则力与章蔡卞等抗，农师深疾卞，则不得不与曾合。《宋史》以布入《奸臣传》，本亦不公。至荆公为人自有本末，其学更不容轻诋也。当时所谓直臣若朱光庭梁焘王岩叟辈褊私忿激，昧于大体，皆不足深取。即刘器之亦全是血气之偏，其以诗语请诛窜蔡确，以吴处厚为忠愤，尤不知国体也。刘挚王岩叟之力以援立英宗功归韩忠献，以文潞公与王尧臣之子为冒功，请改正国史；器之与吴安持等力言宣仁授神器于适孙，非由蔡确定策，请书之国史，昭示天下；皆非所宜言。后来惇卞等诬宣仁有废立意，实此辈有以启之。

　　七月十九日

　　夜熟甚，阅《长编》、《哲宗纪》及《宋史》。《宋史》不为王赡王愍立传，其实二人皆良将也，当附于王子厚传后。其《外国传》叙青唐事，亦甚略，当取《长编》所引李远《青唐录》补之。

　　七月二十六日

　　阅《宋史》、《眩ㄙ志》、《职官志》、《舆服志》、《礼志》。《宋史》每详所不当详，其职官本改变纷纭，有寄禄，有检校，有阶，有职，有差，有勋，有爵，有功臣、武臣，有横行，有东班、西班，文武有换授；其叙迁有有出身、无出身之分，有常迁、特迁之分，有两转、一转之分。《志》壹意求详，至十二卷既不依时代为次，叙述繁酿，出入迷互。而元丰所改，政和所变易，及南渡以后增置分合，皆散厕不恒，莫究终始，以致宫品之高下，命妇之阶级，转茫然不辨。使我为此志，但一卷叙官司职掌，一卷叙品秩改移，便可了如指掌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

　　△续资始通鉴（清毕沅辑）

　　卧阅《续通鉴》十二卷，已至真宗之大中祥符三年矣。毕氏此书，兼集众力，自谓尽善，然体例书法，多有未当，前后违梧，亦间有之。所附孜异，去取之间，尤多可议。盖诸儒固博于学，而才识未逮，益叹古人之不可及也。冯氏集梧序，言资治之名，出神宗御赐，故李焘仅称《续资治通鉴长编》，以此书竟称《续资始通鉴》为非，其说甚是。温公之书，体大思精，治乱得失，粲若龟监。此书絮之，轻重相县，奚翅十百。其校刊亦颇有误字。病中不能乙记，怅然于衷。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六月二十九日

　　阅《续通鉴》五卷。真宗朝贤者，孙宣公一人而已，经儒之效，千载生色。李沆王僧愿，亦其次也。寇准霸才，蒙正谅士，无多可取。七月初一日

　　毕氏《续通鉴》合竹汀南江渊如北江冬友诸公之力，数十年始成，其所为考异，亦颇详慎，然以较温公之书，相去不知凡几。其中叙事，往往详略失当，姑取近日所见言之。如西辽德宗之殂，感天后之立及殂，仁宗之立及殂，承天后之立，皆失载，而突于孝宗乾道四年书承天后被杀，珠勒呼（旧作直鲁古。）立。夏国年号皆不记，而间亦一二书之。金哀宗自归德走蔡州，命王壁留守，而归德之陷不复书，此皆疏失之大者。臣下书薨书卒，皆无一定。辽金蒙古人名为乾隆时奉旨译正者，其旧名或注或不注，有始见不注而注于后者，有先一二注而后忽不注者，有始终注者，全无定例。尝谓此宜始终一一注之，以诸人旧名传习已久，新译所改，人所罕知，有猝迷其为何人者，不必省此数字也。

　　辽太祖阿保机今作安巴坚；义宗突欲今作托云，又更名倍，今作贝；（即东丹王，号人皇王，世宗之父，立后迫尊。）世宗兀欲今作乌云；穆宗述律，今作舒噜。西辽德宗大石今作达实；感天后塔不烟今作塔布布延；仁宗夷列今作□；承天后普速完，今作布沙堪；末帝直鲁古，今作珠勒呼。金太祖阿骨打，今作阿古达；太宗吴乞买，今作乌奇迈。元太祖铁木真今作特穆津；太宗窝阔台，今作讠Ф格德依；定宗贵由，今作库裕克；睿宗拖雷，今作图垒（太祖少子，太宗未立时监国，即宪宗世祖之父，后追尊。）宪宗蒙哥，今作莽赍扣；世祖忽必烈，今作呼必资；裕宗真金，今作珍戬（即明孝太子，为成宗之父，后追尊。）成宗铁木耳，今作特穆尔；武宗海山，今作哈尚；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今作阿裕尔巴里巴特喇；英宗硕德八剌，今作硕迪巴拉；显宗甘麻剌，今作噶玛拉；（裕宗长子，初封梁王，改晋王，为泰定帝之父，后追尊。）泰定帝也孙铁木儿，今作伊苏特穆尔；幼主阿速吉八，今作喇实晋巴；（泰定帝太子。）明宗和世束。（束读若剌。）今作和实拉；文宗图帖睦尔，今作图卜特穆尔；宁宗懿质班，今作伊勒哲伯；惠宗妥惧帖睦尔，今作托欢特穆尔；（即顺帝。）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今作阿裕实哩达喇，以上皆乾隆时翻书房诸臣奉诏依当日国语翻译更正，殿本宋辽金元各史，皆改书今名，而相沿各书，如万斯同《纪元汇考》、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谱》、陈景云《纪元要略》、锺映渊《建元考》、叶九苞《历代建元考》、梁玉绳《元号略》等，皆止载旧名，故特记之。译音本无定字，其中如金太祖太宗元宪宗之名，颇近鄙恶，或当日南人有意为之，而金源蒙古君臣，时尚纯朴无忌讳，亦习而不觉，诚有如高宗圣谕所云者，余则音字重轻，亦不甚相远。其诸臣名如兀术之作乌珠，娄室之作洛索，伯颜之作巴延，似转不若旧名为雅。盖塞外风气质实，不务虚文，其名多取物色或人事，犹有古意，即氏族亦然。今虽译正旧名，而辽之氏耶律，金之氏完颜，元之号蒙古，至今未尝改字，固不可以一概论也。（元之氏孛儿只吉歹，元秘史可证，故今译为博尔济吉特，砸元史作奇渥温，则实出传讹，不知其所据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一月二十三日

　　△宋季三朝政要

　　阅《宋季三朝政要》，亦守山合本，凡六卷。一至三为理宗，四为度宗，五为少帝，六为广王益王，不著撰人名氏，编年记载。前有自序，云理宗国史载入北都，过此无复可孜，故今将理度两朝圣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书，以备它日史官之采择云。卷六首又自序云，陈仲微咸淳为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罢。乙亥，除兵部侍郎，修国史。丙子，从二王入广，目击当时之事，逐日钞录。崖山败，流落安南。壬午岁，安南国使入觐，因言仲微之事，而得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编次，以广其传。则其人似宋故臣、而曾仕元者，故书中皆僻大元大兵，卷末附论，亦颇颂元德。其所纪既简略，而叙次俚俗，全无义法，惟一二遣事，多足补史所未及，是非褒贬，亦为平允。其论谓宋太祖生于丁亥，以庚申岁建国，命曹彬平江南，亦以甲戌岁渡江，乙亥丙子而平。今大元世祖（原刻误作太祖。）圣武皇帝亦生于乙亥，以庚申岁即位，伯颜平江南，以甲戌岁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宋待柴氏最厚，事太后如母，抚幼君如子。大元待宋后幼君，礼意尤笃，是其初待柴氏之报也。宋于柴氏族属，垃无诛戮，崇义之封，终三百年如一日。今大元于赵氏族属，一无所问，亦其不杀柴氏之报也。宋以周显德七年受禅，而幼君名显，（当作悬，古显字。）改元德佑，合显德二字，此亦犹刘庄靖诗路人笑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报应之数，往往符合，不得以因果附会之说訾之也。是本颇有误字，钱氏校勘亦未精。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三日

　　△靖康要录（宋汪藻）

　　阅《靖康要录》。共十六卷，无序跋，文澜阁传钞本也；颇脱落，多误字，《四库提要》谓当是《靖康实录》之节本。今观其按日系事，载及宰执庶官迁罢，似近朝报；而纪事多有一曰、又曰、云云，则又参以传闻。其事多直叙不断，详略轻重亦颇有失当者；，又是非混然，如以李忠定及先庄简公谓皆蔡氏党，纪真定死事，不及知州李邈，皆颠倒失实。然其他记载多详尽，有裨史学不浅也。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二月十八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李心传）

　　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氏蜀人，或谓其书颇薄东南士大夫而右蜀士，《四库提要》已举其言张德远富平符离之败，未尝稍恕，以为之辨。今观其于李忠定之诛宋齐愈，虽引吕中《大事记》之言，以为太过，然引张拭私记，谓忠定诬陷齐愈，则引当日齐愈按款一一为之辨析；又虞允文亦蜀人，其采石之功，当时盛相夸饰，而备引《挥麈录》诸书，言其事非实；则皆一代之公言也。惟于岳忠武郾城之捷，言之甚略，并不及朱仙镇一字，于韩张诸人亦屡言其短，于赵忠简亦甚有微辞，盖当日是非尚无定论，而朱仙镇之战亦多奉之《金陀粹编》等书，不无增饰，薪王当日亦颇恣横。忠简当高宗自海道还都吾越之时，金人北归，诸将缘路邀击，蕲王扼之北固，屡告捷音，吕忠穆力赞亲征，进幸浙西，号召诸路。时乌珠师老惮暑，军中虏获不可胜计，人人意足，急于遄归；高宗能一出师为之声援，正是极可乘之机会，而元镇力沮其议，谓金人回师袭我，必不能支，且倾吕而夺之位，此其所失甚大，不得为无罪也。至载岳自郾城奉诏班师，其下皆请还，岳亦以为不可留，且恐金人邀其后，始传令回车，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岳望之，口啮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似未免言之太过。其中小注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甚多，痛诋德远元镇，几无完肤，则当日朝局恩怨之词，自不足凭，故李氏多加驳语。大抵每事博稽众采，详窍月日，平心折衷，于高宗一朝之事，绳贯珠联，较之《三朝北盟会编》，尤觉条理精密矣。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七月十三日

　　△明通鉴（清夏燮）

　　阅《明通鉴》。夏氏此书，用力甚勤，采取诸书，虽不甚博，而尝得《明实录》，用以参校事迹之真伪，月日之先后，又博问通人，有所谘益，多著于说。其首有同治壬戌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此书书，具见大侣。惟据《明史》、《黄子澄传》周王燕王之母弟一语，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言解缙等重修实绿，以懿文为诸妃所生，成祖疑其故留罅漏，骇人听闻；又李清《三垣笔记》言于南京太庙启出硕妃一主，遂谓成祖本高丽碛妃所生，篡后自诬为高后子；恐亦恶而甚之之词，不足徵信。又如以元顺帝为瀛国公子，谓余应权衡皆元末明初人，其言可信；（此事予别有辨。）皆非史体。以建成为逊国逐荒，极辨朱竹诧诸说之非，而直载其为僧行历之事，俱可议也。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六月初六日

　　△皇明大政记（明雷礼、范守己、谭希思等辑）

　　阅《皇明大政记》，自洪武至正德九朝为二十卷，丰城雷尚书礼所辑；嘉靖朝四卷，洧川范参议守己所续；隆庆朝一卷，茶陵谭希思所辑，共为二十五卷。（范氏所著，尚有明史提纲四十三卷。自洪武迄隆庆。又有春秋传二十五卷，证胡传之谙。史删二十八卷，纠纲目之失。见朱竹坨明史提纲跋。）前二十卷余姚朱锦校，后五卷金溪闵师孔校。万历中江宁周时泰合而刻之，郭文毅正域为之序。其书编年叙次，有正书，有分注，略如《纲目》之体，颇便于观览。而其详略多不一例，往往钜细失伦。其正书又好用书法，亦时浅俗可笑。尚书当嘉靖末任工部，督三殿大工有劳，而《明史》无传。此书于隆庆二年九月，书云工部尚书雷礼引疾乞休，许之，注云：礼言本部上供钱粮，已经奉诏节省，而为太监滕祥所持，危言横索，事事掣肘，嫌隙既成，事体相悖，乞早赐罢，以全国体。上览疏嘉允，令致仕去。礼在先朝以文学政事正直显，上初即位，忌之者甚众。及是，自知不理于众口，故屡疏急退，遂以著述行书，亦昭代名臣之一也。考《明史》、《七卿表》，礼以嘉靖三十七年九月为添注工部尚书，督大工；四十年三月回部管事；四十一年三月加太子太保，十月加太子太傅；四十五年三月晋少保，十月晋太傅柱国；隆庆二年九月致仕；可谓久任而恩礼备矣。其所著尚有《列卿记》，予未得见。尚书所记正德朝事，于王文成自兵部主事谪龙场驿丞、自驿丞迁庐陵知县之以后历官，孙忠烈自刑部郎中为大理寺丞之以后历官，皆一一记之。盖尚书江右产，深知二公之功大，故特载其始末，而于文成至赣后所施设，载之尤详，可以知其旨矣。《嘉靖大政纪》中载九年十二月董圮削籍，注云：圮为吏部侍郎，闻母讣不为亟去，御史胡明善劾之，下都察院行勘不妄。都御史王延相覆奏削籍，永不叙用。《隆庆大政记》中载元年二月赐谥原任吏侍董圮为文简，兵侍陶谐为庄敏（正德纪中载庄敏忤刘瑾事，亦较明史为详。）案中峰始以忤阉瑾，由编修左官知县，清望甚著。及为讲官后，则颇不振。尝劾王文成为伪学，见沈德符《野获编》等书。若此所载，则名节更损矣。中峰《明史》无传，《绍兴府志》不言其削夺；又谓殁后世宗思之，赠礼部尚书，谥文简，则《志》误也。《隆庆纪》又载四年六月大学士李奉奏复吕姓，从之。案文安《明史》无传，凡见于帝纪及他传皆作李本，《宰辅表》及进士题名碑录，亦皆作李。府志但云初姓李，其后奏复，不详其由。考《宰辅表》本以嘉靖四十年五月丁忧，后遂不用。府志言以万历十五年卒，年八十四。据此书则其奏复姓在罢相后九年，年已六十七矣。《隆庆纪》又载六年三月礼部尚书潘晟乞致仕，许之。注云：先是给事中宋之韩论晟衰朽不堪典礼，上慰留之。之韩嗾同官贾待问铎等攻之，晟三疏乞去，乃得许。之韩浅鄙很愎，内啖附当事以自肥利，而外务搏击，以必胜立威，不独攻晟一事也。士大夫侧目视之。案潘公史亦无传，惟见于张居正等传中，言其为居正座主，以居正荐召入阁，半道，居正卒，遂罢归。《新昌志》则盛称其厚德雅重，有遗爱于乡。据此一事观之，则在朝亦有雅望，非恃门生之力者。三公皆越人，此不特可裨史阙，亦可为志乘之资也。（明七卿表载潘晟以隆庆四年庚午十一月任礼尚，六年三月致仕，即此所纪者是也。后万历六年戊寅三月，再任澧尚，八年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致仕。宰辅表载晟以万历十年壬午六月，命为武英殿大学士，未任罢。是潘公尝两长春官也。今乾隆府志乃云历南京冢宰，张居正荐入内阁，晋大学士，而注云张居正事据明史增。夫南京尚书乃闲秩，潘之应召入阁，固在家居时，其官南吏部尚在入长礼部之前。志既错误，又失载其两官礼卿，而犹援明史以自炫其博，郡县志之可笑类如此。）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二月初二日

　　△明监

　　书肆送嘉庆御纂《明监》来，两淮奉勃刻本也。书共二十二卷，仿范祖禹《唐监》而作。初命大学士曹振镛戴均元尚书戴联奎秀宁为总裁，侍讲朱璇为总纂。二十三年，以进呈卷中于万历朝事载入太祖开基武功，加以颂扬，而咎明之用人不当，奉旨申饬，以为非体。且卷帙过繁，视唐加倍，总裁交部议处，总纂及纂修严议。因改命大学士托津章煦、尚书英和和宁为总裁，翰林李象为总纂，王家相吴慈鹤戚人镜郭尚先为纂修。其例言取材自《明史》外，惟《纲目》、《通鉴辑览》、《明臣奏议》矣。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月初二日

　　△东华录（清蒋良骐）

　　夜阅《东华录》，湘源蒋良骐撰，（千之。）凡三十二卷，起天命元年，迄雍正十三年，曰《东华录》者，以国史馆在东华门内。乾隆三十年，重开史馆，千之充纂修官，故以东华名之。其书编年纪录，毫无触迕，据自序谓惟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书为主，遇阄分列传，其事迹有关朝章国典者，以片纸录之，信手摘钞，久之遂成卷轴。故其书断烂错杂，往往挂一漏十，有首无尾。盖翰林诸臣，分纂列传，例以阄拈名氏，随所得者为之，今则由提调派分矣。向传是书语多诋诬，故奉令禁，凡民间所妄谈国家草昧隐秘之事，谓皆出于此中，盖无稽之言，不可得而详也。家藏旧有两部，未及详霰，在都见钞本，亦无甚增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二月十四日

　　阅《东华录》，此书绝无触碍，而所记大事，往往不具首尾，错杂漏略，全无体裁，真断烂朝报也。同治了卯（一八六七）九月十四日

　　连日以朱笔校阅初本蒋良骐《东华录》。其书虽诠综无次，详略不经，而自太祖至世宗五朝之圣德神功，亦藉以考见百一。士生下邑，既不获窥金匮石室之藏，得此为天管海蠡，良非无补。且其所纪载，皆直录史馆红本，绝无妨碍之词，故近日都市通行，不复重申明禁。窃谓唐柳芳之《日历》，宋李焘之《长编》，皆记述本朝，布行当代，识大识小，不以为非。今运值中兴，诏编方略，设有人上请取法前人，以三祖六宗之事，按代为编，附以诸臣列传，略仿宋世《东都事略》之体，昭著迹业，永炳丹青，亦未必不蒙深许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二月十三日

　　△三朝要典

　　终日阅《三朝要典》，共二十四卷，始于万历乙卯，讫于天启丙寅，凡《梃击》八卷，《红丸》八卷，《移宫》八卷，前有天启御制序，后有总裁阁臣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三序。其书仿《明伦大典》，编年纂辑，凡诸臣奏议，朝廷诏谕，俱以次录之，而后加以史臣之论断。先为《要典原始》，以三案由于争国本，故首载册立始末，而终载丙寅三月工部侍郎崔呈秀《三案本末》一疏。总裁三人外，副总裁者，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四人；纂修者，徐绍言谢启光余煌朱继祚张种华琪芳吴孔嘉吴士元杨世芳九人。初拟名曰《从信鸿编》，水曰《三大政记》，从定今名。其中议论，颠倒阴阳，丧心狂吠，固不必论。要而言之，梃击之狱，谓门禁疏虞，守卫单弱，前星之居，宜申警备，是也。而坐狱戚臣，指为刺客，则必无之事。巡视御史刘廷元奏称迹似风癫，貌实黠猾，其亦言之慎矣。而王之宗一揭，多有不可解者。柏木棍玻璃棍之言，皆一时妄说。且既云有心有胆，严刑不招，何得见饭低头，惧于饿死？是其叙述，已极支离，虽未必教导之伪辞，要不过风颠之谵语。乃陆大受直攻郑国泰，至有乾坤何等时之语。何士青至欲与国泰约，责以全家保护东宫，此直非情理所有。而刘廷元始疏言张差情境叵测，宫门何地，守卫何在，竟使奸徒闯入。再疏言张差所供，老公姓名，大宅住址，岂遂不可穷诘。东宫天下大本，乃令亡命匹夫，揶揄庭除，将恐菠荆聂于肘腋，环戈戟于衤任席，是未尝不危言耸论。乃后反以疏中有风癫二字为廷元罪案，不亦过欤！红丸之狱，方德清之票拟李可灼赏银养病，诚误也。而孙文介突以弑逆之罪加之。戎政尚书黄克钻奉诏具疏，据目见之事，为平情之言，其意甚公，义甚正，而薛文周等丑辞诋之。其初廷臣交章论劾，犹止及李可灼之不宜赏也，至惠世扬始援赵盾不讨贼、许世子不尝药之例，以弑君之罪劾德清矣。至文介而直谓可灼之药为从哲所进，遂请正德清弑君之法矣。且光宗之殂，其始不过咎文升之泄药，可灼之红铅也，至曹珍而谓与梃击同一奸谋矣。至傅宗皋而谓郑贵妃屡进承奉所致矣。至焦源溥而请夺郑养性之都督矣。至王之亲而谓用药即通夷之术，通夷即梃击之谋，共一线索矣。至张慎而谓深宫之中，狐媚蛊惑，男戎不胜，再设计于女戎矣。至魏大中而谓梃击非张差之意，泄药非崔文升之意，固郑养性之意矣。夫宫闱之事，人所难言；君父之终，名所当正；而以无端之暧昧，归狱先朝之贵妃。珍之言曰：二十年来忠臣义士受杖受谪以争册立，此属久蓄异志，实不意其猝遽之中，敢为阴蚀之计，陛下岂谓先帝三十日之崩，真为哀毁所致乎？宗皋之言曰：郑贵妃以皇祖宫嫔，辄遣往先帝御前，沾沾以承奉为名。今查浃月以来，所屡遣者何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先皇于寝疾、于崩殂？源溥之言曰：封后命不得而进冶容；张差之棍不灵，则授以丽色之剑；崔文升之药不速，即促以李可灼之丸。先帝欲讳言进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大中之言曰：自乙卯之梃不中，而至藏酰毒于女谒，俟元精耗损，惫不可支，而荡以暴下之剂，烁以纯火之铅，所以弥留而不可起。以数十年忠肝义胆所羽翼之元良，一旦戕于二贼之手。诸公所言，常人犹不堪之，况君父乎？夫女谒致病，至丑也；谅闇之中，色蛊致死，大逆也。光宗方自饰以哀劳成疾，而诸臣力破之，其亦太不为帝地矣！至杨忠烈当泰昌大渐时，疏劾崔文升误用泄药，有不愿与此贼医俱生之语。明代奏疏，似此激烈者，不一而足。而后日詹事公鼐，则请以此疏纪为一书，传之久远。科臣魏应嘉，则称此疏九庙有灵，且为震悚，不亦标榜太过耶？次辅蒲州之揭，德情退后之三疏，尚书黄克缵之辨疏，叙述当日情事，缕甚明；诏旨亦再三言之。而诸臣必欲以谬悠之言，加人夷灭之罪，盖三案中最为苛刻无理者矣。移宫之狱，似乎防微杜渐，国是攸关。然有明一代，绝无女祸，选侍亦未有垂帘听政之萌。杨忠烈之请亟避乾清，是也；而大声疾呼，奋髯击柱，盖师韩魏公厉声撤帘之意。然魏公此举，本诡中庸；曹后还政英宗，非由挟制。大臣奉诏，正可从容，屏后见衣，毋乃太遽！忠烈效之，益复加厉。乃左忠毅复首疏革其已进贵妃之封号，而云行于先皇，则伉俪之名犹可；行于殿下，则尊卑之称，断断有不可者。是何说耶？贵妃之封，泰昌再三面谕廷臣，礼部已进仪，司天已择日，嗣皇承命而行之，何所妨碍？而忠毅必请收回遣命，令仍守选侍之职，是导子以背父矣。且云武后之祸，立见今日，何其言之太甚耶？又云当年郭春女得幸，外边犹能传之，无得多生侈愿，何其词之轻肆耶？而张泼遂疏言选侍素雠圣母，以泰昌之谕封禹误命矣。曹应魁遂言选侍进先帝银五百两，求讨皇上与之看管矣。事益不情，言益非体。黄克钻以先帝为何如主之言，御史贾应春请保护选侍之揭，皆天理人情之至论也。而周朝瑞遽谓继春喜树旌旗，妄生题目，反复揭辨。孙文介复力攻德清为党护选侍。杨忠烈疏陈始末，旋疏乞归。其初疏未免过涉张皇，其继疏又似迹要挟。而一时之附和者，皆侈大其功。周宗建则曰：二十年不得见天子之臣，而护驾直宿，犹是九卿科道；两朝逼匹后之妃，而移宫清禁，终因言路谏官。方震孺则曰：文武捧护，亦云龙风虎之一奇。毋亦夸谢非分欤？移宫可也，而先则逼迫踉枪，至屏绝其舆从；旋则逮讯奄竖，且拷系其所生。律以《礼记》父有爱妾没身敬之而不衰之文，诸君子固将何以自解也？继春之援孝宗善待万贵妃，泰昌善待郑贵妃；黄克缵之援宋仁宗待刘氏益厚，及无以孝和皇太后为汉之许后，皆不刊之论。王业诰所疏请四事，尤关于国体君德甚大，此固不能为东林曲护者也。况彼党中，请究梃击者，有亓诗教牟志夔朱童蒙；请究红丸者有博槐安伸温皋谟；请究移宫者有传槐王绍徽阮大铖，皆同东林之议。而王之宗之被谪也，阮大铖亦荐之；贾继春之被诘也，周宗建张慎言高弘图皆救之；是两造亦未甚判泾渭也。善乎崇祯初倪文贞之论三典曰：争梃击者力护东宫，争疯颠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心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其言可谓深得是非之平者。予感魏闱之祸，旷代所无，六君子五君子诏狱之惨，观《碧血录》诸书所述，千载而下，令人酸鼻。尝细推其故，而知诸君子当日之取祸，亦不为无因也。明代士夫尚意气，寡读书，如孙文介之称春秋许止例以论德清，诚大谬不然者。事君之义，就养有方，非事亲比。《曲礼》所云君饮药臣先尝者，谓左右内竖之臣耳。况许悼公之药，由止而进，故圣人律以弑君。泰昌之药，观李可灼刑部供状，本末甚明，即欲强坐德清以引进之罪，要不得谓即德清之药，亦不得责德清以先尝。而以寝门之侍疾，归狱纶扉；以道听之传闻，灭人门户，是诚何心哉！观文介所撰《恩恤诸公》、《死事略》，自谓锡山有二忠臣，盖以己与高忠宪也，此亦甚非贤者之言。呜呼，魏阉之恶，莫甚于以封疆罗织诸贤，而封疆之狱，莫冤于杨忠烈魏忠节两公，一则首劾经臣，一则力持大辟，而俱坐以重贿。吾又反覆思之，而叹文介此举，实阶之厉也。德清之拒可灼于内阁，出阁揭于怀中，固已众目共见。及十三臣召见乾清，光宗言及可灼，而德清谓未可轻信，此于形迹之间，岂犹有疑者？文介不疑援不切之经，悬坐以大逆，则亦何责于应元显纯辈耶？王心一平生行事，不甚可详，好事要功，盖非过论。应城鹰之性，嫉恶过严，力猛气矜，失于审度。一时同志，持正有余，而昧于成功不居之义，矜张过甚，遇事风生，往往自取盛名，不讳国恶。或更逆亿以快觚排，虽曰爱君，无辞植党。呜呼，攻三案者溃败决裂，吾不屑言之矣！五虎五彪等之犬彘，春秋责备，不能无喙于诸贤耳！故详论之，为后之观者择焉。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十二月初四日